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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科举作弊,古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

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 时间:2016-06-20
         正所谓有考试的地方就有作弊,即便是以公平公正著称的高考也不例外。从2000年湖南嘉禾爆发的恢复高考以来最大的群体舞弊案,到近几年的高科技作弊器材产业链,各种高考舞弊事件层出不穷。去年六月,记者卧底调查了南方某省的高考替考组织,再次将高考舞弊推向了大众眼前。同年十一月,“作弊入刑”被加入了新的刑法修正案中,组织高考作弊者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。因此今明两天的高考,作为新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质的大考,被媒体称为“史上最严”的高考。
 
  且不说本次“史上最严”的高考最终成果如何,单说往年这种全国性质的考试作弊,在我国却是由来已久。自科举制度从隋代诞生后,平民终于有了一条不用流血就能通往上册阶级的道路,于是便有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进京赶考场景。而且,这个千军万马过的是真正的独木桥,拿清代来说,三年一次的会试在乾隆五十四年只录取了96人,而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三亿人。正所谓世界上本没有作弊,参加科举的人多了,也就有了作弊。总结起来,科举考试作弊的手法主要是四大类:请托、枪替、夹带和冒籍。
         所谓“请托”即通过关系,打通关节,以谋求录取。这是最方便,也最容易成功的方法,一般来说是达官显贵子弟采用的手段,正所谓“贵者以势托,富者以财托,亲者以情托”。
 
  “请托”之风盛行于唐代,彼时科举制度尚未完善,达官显贵往往凭借权势地位相托,主考官又迫于压力无法拒绝。比如玄宗时期的主考官达奚珣就忌惮于国舅爷杨国忠的压力,录取其子为明经上第;高宗时期的主考官董思恭收受考生的贿赂后泄露进士策问试题。
  由于“请托”的发生一定伴随着考官的徇私或者舞弊,事件败露后,如果考官上面没有人兜底,下场往往很惨。比如前文提到的董思恭,在事件败露后的三司会审(大理寺、刑部、御史台三司联合审判)中初判堂前斩决,后董思恭参与揭发他人戴罪立功改判流放岭南。唐代对参与科举舞弊的考官惩罚较重,对参与舞弊的考生惩罚较轻,最多也仅仅是判三年刑。量刑小则意味着考生的作弊成本小,因此到了晚唐时候,面对“请托”日盛的科举考场,屡试不中的诗人杜荀鹤感叹:“空有篇章传海内,更无亲友在朝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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